浅说汉语的语音演变与诗词创作，汉语语音（声韵）大致可以划分为先秦至两汉的上古音、魏晋至隋唐的中古音、宋元以来的近代音等三个发展阶段。汉语的音韵、诗歌的声律可从汉字的声、韵、声调角度分析。汉语是由形、音、义（意）统一的单音汉字组成，每个汉字或音节的发音可分解为声、韵和声调三要素。
汉魏以来汉语读音的基本方法是反切，即用上、下两个常用汉字读音标注另一汉字的读音，切上字的声、下字的韵和声调，合起来就是被切字的读音，如冬为都、宗切，塑为桑、故切，这大致等于现代汉语拼音的声母、韵母拼读法。显然，每个汉字的声、韵发音往往不同，发音又有声调上的高低、升降、长短变化，韵文或诗歌中讲究的是主要是汉字的声调和协韵，如忧愁、徘徊、彷徨是叠韵、同韵词，伶俐、隐约、慷慨是双声、同声词，声、韵、声调是构成汉语音韵、诗歌声律、音乐曲调的基础因素，汉语诗歌追求声韵既严整有序、又多样和美的声律目标。
汉末魏晋以来，人们不断探求汉字的声、韵、声调等音韵特征，讲究声韵、平仄等规范，逐渐形成、完善了汉语诗歌的音韵规律即声律。即如陈寅恪《四声三问》所述，按照声音的高低、升降、长短变化，汉字声调分为刬然有别的入声和其余之声，再参仿古印度梵语三声，汉字其余之声适分为平、上、去三声，由此三国曹魏李登《声类》、西晋吕静《韵集》皆类分汉字声调为四声，至南朝齐永明间竟陵王萧子良于京邸大集善声沙门，造经呗新声，周顒《四声切韵》、沈约《四声谱》适时推而广之，王融、沈约、谢朓、范云等人并以其五言诗作奠定了近体新诗声律基石。北齐李节《音韵决疑序》称：平、上、去、入出行里闾，沈约取以和声之，律吕相合。到了唐代中后期，齐言近体格律诗已经达到了诗歌声韵、格式之美的高峰，于是穷则思变，借助于音乐的发展和曲调的形式，创新形成了词这一文字整练、声律严谨、曲调繁富、适于言情的文学体裁，词成为汉语诗歌的又一个高峰。李清照《词论》提出，“词别是一家”，“诗文分平侧，而歌词分五音，又分五声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浊轻重。”此五音、五声分指唇舌喉鼻牙、宫商角徵羽，四声之清浊通指阴阳，如平声之清声、浊声或阴平、阳平，上声之阴上、阳上，重轻指开合二呼。词为调既繁，为体尤多，且调有定字、定句，字、句声韵有则，曲调音乐有范，按谱填倚，殊严，合规之词不只协于歌喉、乐器，而且读之格格上口，琅琅动听。唐五代、宋初词人多守平仄、协韵，柳永、周邦彦渐分四声拗涩，自姜夔、吴文英至宋末声韵和婉，音律严密。词作为历史形成并定型了的歌唱文学形式，就必须审音辨字，倚声协韵，一字一句不能增减，平仄韵脚不能错用，即便拗涩、犯调也必须严守格律，如此才能够由咬文嚼字、倚声按谱而选字铸词、含英咀华。填好了交给乐工歌妓，马上就可寻声按拍，莺吭燕舌了。

魏晋南北朝的汉语音韵之书即韵书几乎散佚，隋代陆法言著一百九十三韵之《切韵》，以及唐代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、孙愐《唐韵》、李舟《切韵》等韵书，大致记载了中古汉语音韵。北宋真宗时陈彭年、丘雍等人奉诏根据《切韵》、《唐韵》等韵书，著成二百零六韵之《大宋重修广韵》即《广韵》及简本《景德韵略》，宋仁宗时丁度等人修订《广韵》而成《集韵》及《礼部韵略》。金代韩道昭《五音集韵》合并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二百零六韵为一百六十韵，金代平水书籍王文郁著一百零六韵之《平水新刊韵略》，南宋淳佑间原籍平水人刘渊著一百零七韵之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，元、明、清基于王文郁、刘渊韵书而不断修订，如元代黄公绍、熊忠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明代《洪武正韵》。到了清代，康熙间官修一百零六韵之《佩文韵府》及简本《佩文诗韵》而成为清代科举考试的标准韵书；嘉庆间戈载审定、归并唐宋词作的用韵所撰十九韵部之《词林正韵》而成为词之研究和习作的标准韵书，以上皆为中古音系统的韵书。
宋元以来，汉语音韵从中古音向近代音变迁，中古声调之平声分化成阴平和阳平，入声衍入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而渐渐消失，元明清时期形成了以中原话为基础的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四声的近代音，只是在吴、闽、粤、客家等方言中还残存着入声等中古音痕迹，同时汉语声之唇、舌、齿、牙、喉音，韵之各部也都不断变化。元代周德清为指导元曲制作而著《中原音韵》，分声调为平、上、去三声，韵母为十九部，以及时赵元任、黎锦熙、张洵如等人编订新韵，中华诗词学会2005年十四韵部之《中华新韵》，就反映了近代汉语的音韵状况。